晚上快11点时，结束了一天的学习的学生走出毛坦厂中学。

　　参考消息网1月10日报道 外媒称，毛坦厂是一座僻静的小镇，坐落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它的主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男人在机动三轮车上打瞌睡，两个老妇扛着锄头朝城外的稻田缓缓走去。那是2014年春天一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44分。在鱼塘旁，一排出售食品、茶叶和书籍的商店无人光顾，就连镇里的神树下也没人许愿；在宽大的树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烬上闷烧着。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5日报道，一分钟后，就在11点45分，寂静被打破了。上万名少年涌出了毛坦厂中学高耸的大门。其中很多人都穿着同款的黑白两色风衣，上面印着英文口号“I believe it， I can do it”。现在是午餐时间，而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学习，为俗称“高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做准备。高考每年6月举行，为期两到三天(取决于不同的省份)，相当严酷，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杨维(音)是这所公立学校的高三学生，父亲是桃农。他穿着系了一半鞋带的高帮运动鞋，带领笔者(本文作者Brook Larmer)穿过人群。三年来，杨维每天早上冲去上6点20开始的第一节课，晚上10点50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末也不例外。周日上午的模拟考试结束后，杨维和笔者在这个精确到分的时间碰面，因为这是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闲时间，而且仅有三个小时。现在离高考只有69天了——镇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杨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冲刺阶段。“如果把我过去三年做过的所有模拟试卷连在一起，都可以绕地球一周了。”他苦笑着对笔者说。

　　报道称，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如今，每年有超过900万名高考考生(参加美国SAT[学术能力评估]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合计不到350万)。但是，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即使是在笔者的几个儿子在北京上的一所比较自由的双语幼儿园，中国父母也让自己5岁的孩子学习乘法表及正规的中英文语法，以免在一年级的时候落在同龄人后面。一个中国朋友最近当上了妈妈，她告诉笔者，“说实话，高考竞争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中国标准化考试的马拉松不仅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上两次测试中，上海的高中生蝉联榜首，导致多名美国官员将这件事与更大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时刻”联系了起来，认为它是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征兆之一。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探究中国人应试能力的奥秘，高考却在本国遭到了抨击。一些人说它扼杀了创新思维，给学生施加了过于沉重的压力，不符合时代精神。青少年自杀率往往随着高考的临近而上升。两年前，一名学生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震惊众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课堂上，学生们埋头看书，所有人都在打点滴，以便获得继续学习的能量。

　　中央政府正在推动改革，以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让课程设置不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允许各大院校考虑高考分数之外的因素。然而，政府的努力不仅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的阳奉阴违，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减压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危及他们的前途。“中国陷入了囚徒困境。”俄勒冈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谁怕那条大恶龙》的作者赵勇说：“没人愿意放弃它，因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报道称，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大学生过剩可能已经削弱了高校文凭的价值，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双双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选择不进入这个系统，让自家子女就读中国的私立国际学校，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有限的人，比如杨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几分之差就能够决定一个学生究竟是进入学位含金量高的学校，还是一无所获。“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清华附中副校长江学勤说：“而且农村学生越来越落后。”